《双面劳伦斯》是一部讲述爱情和同性议题的电影。故事发生在1989年,女主角弗蕾德和男友劳伦斯的关系受到了劳伦斯变性的影响。劳伦斯决定变性是为了寻求自己真实的性别认同,而弗蕾德则要花十年的时间来接受和理解这个决定。电影通过闪回的方式展示了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探讨了性别认同和个体自由的议题。《双面劳伦斯》是导演泽维尔·多兰的第三部剧情长片,入围了第65届戛纳电影节,并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认可。
Q: 这部电影你的灵感源自哪里?
X: 拍完‘我杀了我妈妈J’ai Tué Ma Mère ’以后,我们回到蒙特利尔,在乡下。我们与团队里的几个技术人员一起坐车,Anne Dorval 安妮·杜尔瓦勒(妈妈的扮演者)那时同我在一起。我们聊些有的没的,其中一个人倾诉她的一段过往的感情经历:有天晚上,她的伴侣告诉她,他想要变成一个女人。我猜想,这样的变故,尽管对于每对夫妻和个人无疑都有所不同,但不是她独有的遭遇。但是从她的语气、情绪、对秘密的坦然,我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过往还没有被完全抹去,重新拿出来探讨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当晚回去后写了30页。我明确了影片的主题和结尾。一切很快都有素后,我慢慢写出来,在拍摄的间隙,有时候晚上,在南美的期间,总之一切有可能的时候。
Q:像‘我杀了我妈妈J’ai Tué Ma Mère ’或‘幻想之爱Les Amours Imaginaire’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吗?
X: 是,也不是。首先我不是变性人,这是一。是的方面,归根结底,因为如果没别的,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电影都带有自传性或个性。老实说,在我的电影里我不大可能排除自我因素。另外我也真的不相信电影可以完全独立存在。电影有它的诉求没错,但导演总是多少会带入一点自我在里面。我呢可能有点冒失,我往里加了一吨。可能会让人觉得自恋或自我中心,我无所谓。我拒绝理会那些不了解你的人的说三道四。我不是没有反击过,只是到现在这个时候,我的反应都是私下里的,听到认同的呢就舒服,听到偏见呢就不大舒服,而不是不加掩饰地直面它们。实际上,看过我片子的人对我都会有各自的理解。如果我决定拍电影,自己参演只是为了好玩,怕别人忘记我。所以啊,我理解一些导演爱乔装打扮的行为,是由于天性中害怕被忽视。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每部电影都带有一定比例的自传性质。因为没人会蠢到放过这个留下自己印记的好机会。我们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消失,把它出卖给一个比本身更大的集体记忆库,而放弃了本该延续的现实生活。一部电影又一部电影,我们越来越难以回去,我们在这上面打转。不久以后,在电影里只能讲电影的事了。
Q: 三部电影以来,你选择了一个拥有许多资深艺术家的的制作团队来保证电影的品质和视觉效果,也导致了成本的提高——预算比初期涨了8倍——是谁推动你进入这个高手如云的圈子的?
X:(与他人)无关,与才华横溢的人合作,想想就很兴奋。无论是演员还是技术人员、艺术家、摄影师,他们谦逊或是高尚与我关系不大,我在意的只有他们的天性、品味和才能。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我们在构建一个团队,有的人离开有人留下。我很早就想与制片总监Yves Bélanger一起工作了。他是个艺术家也是疯子,健谈、激情洋溢、有学问。我俩很合拍。布景师Anne Pritchar,多么富有创造力而且精益求精。她同帕尔马人Louis Malle一起工作,我再放心不过了。还有François Barbeau 他为电影定做了十来套戏服,完全是我要拜师的巨匠。这些行家可以分享许多经验,被他们吓得不敢出声是很傻的。我们团结协作,一部电影才能被搭建起来,从整体到角角落落乃至每一个最小的细节,慢慢来改善。我很清楚自己在各方面并不比同龄人出色多少,只是实话不开玩笑。我也担心一个25岁哪怕30岁的导演会不堪重负。与Avec Bélanger, Pritchard, 还有 Barbeau一起,无疑智慧和经验足够了,还有我们必须相互倾听和协作。
Q:你对这个作品的影响有哪些?
X: 为了筹备这部电影,我在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商店、在纽约和蒙特利尔的书店购买了十来种期刊、画册、影集,在Amazon和Ebay上订购用来研究戏服的资料和时尚杂志。总体上像Nan Goldin,还有一大串我可以报出来的摄影家的名字。还有马蒂斯、塔玛拉·德·兰陂卡Tamara de Lempicka、夏加尔、毕加索、莫奈、博斯Hieronymus Bosch、修拉、蒙德里安(取景)、克里姆特(颜色编码,某些电影时期的统一色调;褐色时期、镀金时期、淡紫时期)。
在电影当中,我有一个很快而精准的对《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的致敬。我最喜欢反复使用特写镜头,像戴米Demme的《沉默的羔羊》(浅景深、注视镜头、监视感、高度的逼近)。从对节奏和叙事的野心上,我有意要追随卡梅隆Cameron 和他的《泰坦尼克号》。从各方面讲,所有我读过的、看过的、从以往给我灵感的字句中领悟的,即使有些不是我的菜,也很正常。所有这些美的、感人的、出彩的,理论上应该能够自然地激发我们的想象和言语。而我一点也没有纠结其中,因为我知道这些给我灵感的,并不影响我而是触动了我。无论是由于对一件事物的倾慕而被其影响,还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视角、语言、生长年代、价值观、所受的创伤、各自的幻想对事物造成的偏见,一切时间中的幻象都会越来越明晰,有的东西实际是截然相反的。在这些情感的偏见中,我们很难得到原始的灵感,这是一种想象力的‘阿拉伯电话’(阿拉伯电话téléphone arabe,指一种口耳相传的游戏,我们会发现最后被传话的人讲出的句子与最初的发话相差千里)。不论如何,这些都是我做的。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有很多渴望,但我从不打算自创一个风格或思想流派。自1930年以来,该有的都有了。重要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我决定了,是要讲一个故事,好好地去讲,然后把这个故事合情合理地布置在戏中。余下的(风格、流派),无论说是发明还是沿袭,都是机缘巧合产生的,表明没什么比有个想法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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