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电视剧是根据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该剧以19世纪法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勇气和救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冉阿让，一个因偷窃面包而被判刑的穷困青年。在狱中度过了20年的时间后，冉阿让终于获释，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融入社会。面对贫困和社会的不公，冉阿让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以新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冉阿让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和慈善家，但他内心依然充满了愧疚和痛苦。他爱上了一个妓女芳汀，并答应照顾她的女儿珂赛特。然而，他的过去却不断追踪着他，警长沙威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为了保护自己和珂赛特，冉阿让不得不再次逃亡。他们经历了艰辛的旅程，但冉阿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珂赛特的幸福而努力。《悲惨世界》电视剧通过展现冉阿让的故事，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复杂性。它让观众思考贫困、正义和救赎的问题，并引发了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该剧的演员阵容强大，杰拉尔·德帕迪约和约翰·马尔科维奇等一线演员的精彩表演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张力和情感。总的来说，《悲惨世界》电视剧是一部充满情感和思考的作品，它以其深刻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现，让观众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它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电视剧。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提到作《酷吏列传》的初衷时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我相信东西方价值观中是有相通部分的。沙威就是这样的人，嫉恶如仇，忠直聪明，用水浒里的话来说，“分毫不肯苟且”。雨果在他甫一出场时就给出了精确的定位：“某些警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面目，一种由卑鄙的神情和权威的神情组合起来的面目，沙威便有那样一副面孔，但是没有那种卑鄙的神情。”这位日后的警长、一级侦察员出生于监狱，母亲是一个用纸牌算命的，父亲是个苦役犯。或许是这种“原罪”令沙威天生对犯罪不能容忍。即使亲生父母越狱，他也会举发并将他们亲手抓获。《史记》讲过这样一个相反的例子：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吕氏春秋》对此的评价是：“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即石奢）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中国讲究“以仁恕怀物”，西方人则将心灵寄托给宗教。雨果为沙威盖棺定论：“他一点也不是所谓的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无神论者，相反地，他本能地是尊敬已成立的教会，他只把它当作整个社会的一个庄严的部分来认识，公共秩序是他的信条，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了；自从他成年当了警察，他几乎把公安警务当作他的宗教，他做密探就像别人做神甫一样，我们用这些字眼都是从最严肃的涵义而言，丝毫不带讽刺。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无疑沙威对法律的遵从到了偏执的地步，他十几年如一日追捕冉阿让，这种机械的行为甚至引发了其上司的不满。然而当时的法律并不是公正合理的，这是沙威的悲哀。一块面包引发的十九年苦役、芳汀被迫沦为妓女还差点被逮捕，都是因为法律维护的是有产阶级的利益。中国有句老话，“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指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偏宽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但是这条“罪疑惟轻”的准则在沙威那边并不适用。“对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疾恨和厌恶……并且不容社会下层的人申辩。”这正是沙威处理警务时显得冷酷无情的原因。他只认定人们犯罪，却不愿理会犯罪的缘由。冉阿让成为马德兰市长时有一段很精妙的论述：”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说的是救赎。法律是衡量是非的准绳，最高的法律却是良心。冉阿让在主教点化后意识到了宽恕的力量，而沙威却被那些准绳束缚住了。但是沙威是个高贵的人，这一点在他向马德兰市长自请革职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生刻苦、独居、克己、制欲，从来不曾娱乐过。他对职务是绝对公而忘私的。”这种印象因John Malkovich塑造的那个过于出彩的形象而变得立体。他正直，不愿放下控制刑事罪犯的职责去监视人们的思想出轨。即便有违本心，他还是尽责地完成了上司交代的任务。甚至在被革命党人识破时，仍试图说服他们——他并非顽固不化的鹰犬，内心亦有对精英主义思想的追崇。一个被绑缚的一级侦察员，十几个小时后就可能被杀死，而他以惊人的镇静和才干，记住了街垒中的每一个人。雨果擅长用平淡的句子承载震慑人心的力量。比如冉阿让自请处决沙威时，示意其站起来跟着走：“沙威含笑照办。笑容还是那样无法捉摸，但表现出一种被捆绑的权威的优越感。”无畏、安详，面对死亡的从容不迫。倘若假以时日，沙威还能做更多的事，而内心的冲突终止了他的生命历程。与其说冉阿让的不计前嫌令沙威无所适从，不如说后者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而质疑自己恪守一生的准则。当沙威以“您”字称呼冉阿让时，他已经意识到平等了。冉阿让给了他自由，他却陷入了道德的困境。用雨果的一贯理念而言：普遍的人道主义是超乎一切利益之上的。于是这对宿敌的最后一次相逢，警长先生做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事：帮助把马留斯送回家，同意冉阿让与珂赛特道别，放弃了到手的猎物默默离开，回警署留下一份呈政府的报告。影片囿于表现形式，没能告诉我们沙威最后留下的文字内容，那“用他最静穆工整的书法写下了这几行字，不遗漏一个逗号，下笔坚定，写得纸在重笔下沙沙作响”的忠诚建议，是很可惜的。回过头来看石奢的选择。同样是枉法，石奢是出于人伦，而沙威是出于道义。两人都没有接受赦免，用一死将自己绳之以法，实现了法律与良知的平衡。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沙威是旧制度的完美产物，他也为之牺牲了。影片给了沙威一个唯美的死亡。John Malkovich反拷双手，在晨曦中一步步走入塞纳河，直至雾气散去，水面上徒留一顶礼帽。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