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士

《助产士》是法国导演马丁·波渥斯的最新作品，由凯瑟琳·德纳芙、凯瑟琳·弗洛和奥利弗·古尔迈等欧洲明星主演。马丁·波渥斯以前作《花落花开》获得凯撒奖七项大奖而备受瞩目。电影讲述了助产士克莱尔和神秘女人比阿特丽斯之间的故事，预计于2017年2月上映。

（文/杨时旸）

一切是从一场接生开始的。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对于助产士克莱尔而言，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多的是对新生与希望的见证。这一幕成为了这部电影自始至终的一层隐喻与精神指涉——它有关于“新生”，每一个成年人的“新生”。

《助产士》是平淡的生活流，家长里短，烦心琐事，偶尔的争吵，彼此间的沉默，缺乏起伏的反高潮情节，而时间慢慢流过，发现这故事中竟也包含了生与死，但即便讲述生死，也一点都不宏大，不喧嚣，不煽情，它剔除了歇斯底里的表述，细碎又柔和，让一切慢慢发生。它讲述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是生活本身的深邃与隽永。

克莱尔人至中年，独身，儿子在读大学，她所在的诊所面临倒闭，正在与他们谈判赔付，一个女人的出现，让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一些波澜。这个女人是她的继母，儿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自此杳无音信，而这一次重新找到她，却因为罹患脑癌，走到生命最后一程。

一切变得有趣起来，从故事层面看，这一切都是成立的，无处不在的焦虑以及突然而至的意外，而从精神层面去分析，这故事内部突然具备了一种对照关系——克莱尔一边见证新生，一边面对死亡。而与此同时，她也在亲身经历着进入中年的一瞬。它没有明确诸如中年危机之类的意识，但那些纷纷而至的琐碎，以及必须面对的抉择都在提示，中年隆重地降临了。

进入故事内部，就会发现，《助产士》一直在强调“角色”，生活中的角色。克莱尔本身是母亲，也是女儿，她以母亲的角色面对儿子以及儿子的女友，大家吃饭闲聊，姑娘告诉她，自己已经怀孕，这个每天都在面对陌生孕妇的女人，却突然失态的哭泣起来。在旁人不知所措之后，她解释说，自己的反应太差劲了，只是因为太高兴。这个小小的细节异常微妙，任何台词与对话或许都不及那一次突如其来的痛哭，混杂着喜悦、惊讶、不知所措、以及对于玄妙生活的真实的、复杂的回应。而同时，她又以女儿的身份面对突然出现的继母，心怀怨恨但也竭尽全力。她也开始遇到爱情，女性的角色与身份从职业、女儿和母亲的身份掩盖下，被剥离出来，日益显露。

与其说，《助产士》是有关克莱尔自己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以克莱尔的眼睛作为取景器，掠过了很多人生命的截面，而这些人拼接起来就是浓缩的一生，婴儿新生，少年长成，中年将至，暮年与衰亡，关乎于希冀、展望、困惑、救赎和告别。继母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留下一封信，几行字，一件首饰和一点点记忆与温度，那个行事浮夸又嚣张的老太太的出现与消失，像神来过又旋即离开，给克莱尔带来某种启示、改变与推动，让她得以“新生”。某种程度上说，继母是克莱尔的反面，克莱尔谨慎、无趣、按部就班，而继母随性又放浪形骸，她们的重逢成为了彼此的扶助与矫正，让继母得以慰藉，让女儿得以解放。

克莱尔所在的医院是一间古典的，传统的，微小的的医院，在医学、科技之外讲求某种意义上的人文色彩，面对着无人陪伴的难民，她循循善诱，而日后，她遇到一位产妇，对她说，“我当年就是你接生的，没有你就没有我。”这是一种温柔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而那一切都行将终结，就像她怀揣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去应聘另一家现代化医院的职位，穿着套装和高跟鞋的女人颐指气使地带她参观和介绍，口中只有数据和炫耀，甚至连助产士这三个字都要被更加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名词替代。而克莱尔决定保留一种更有温度的角色，她见证了死亡，也历经了改变，终于得以变得笃定。

《助产士》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或许是母女俩躲在卧室看老照片的幻灯投影，克莱尔的儿子推门进屋，那张脸和照片上克莱尔父亲当年的样貌一模一样，像时光逆转，像梦境成真，一切玄妙得无法言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逢。这故事讲述重逢与相遇，讲述困惑与重生，几个破碎的，孤独的人，彼此相遇和慰藉。